“三名‘犯人’的犯案现场，这是你们家的孩子，没错吧？我看我们凭这个就可以跟你们要赔偿了吧？”
  这群父母的脸色由红转青，逃跑似的离开了。
  “不过，怎么偏偏都是些没担当的笨父母啊。这是为自己的孩子撑腰呢，好歹该多坚持一下。”
  第二天，听闻这件事的惠在利根和官官面前哈哈大笑。
  “不是啦，惠婆婆，就算是儿子，证据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就哼也不敢哼一声了。现在学校对霸凌又管得很严。”
  “其实不是管得很严，是很怕霸凌的事实暴露出来。”
  当事人官官此时也一脸神清气爽地参与对话。
  “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班主任每个月都要
  问一下‘我们班上没有霸凌吧？’然后全班同学回答‘没有——’，就结束了。明明就不可能没有，可是像例行公事似的问了，老师才会放心。”
  听官官这么说，惠不禁伸出舌头。
  “老师这个职业也快堕落了。官官上的中学都这样了，要是我们没管，还得了？”
  “就算他们恼羞成怒，我们手上也有照片当证据。他们不敢再对我出手的。”
  官官得意地秀出数码相机。
  那时候，拍下三人涂鸦现场的就是官官。他从捕捉到犯案瞬间的三天前就一直和利根一起监视，想必加倍欢喜。
  但这次提案的是惠。既然被喷了漆不甘心，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惠这样教他们两人。
  “泼他们一头油漆算是处罚得恰到好处。再严厉一点，就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了。所以呀，官官，你要趁现在和那三人和解，这种事越早越好。”
  官官显得很意外，问道：
  “都闹成这样了，还要跟他们和好？”
  “制造敌人不如结交盟友。人就是要盟友多才强大，而没有多少人敢与强大的人为敌。你觉得哪一边比较轻松？”
  3
  对利根和官官而言，惠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同时也是母亲，但正如同有些事不敢对亲生母亲说，有些事他们也不敢找惠商量。这对利根来说，就是工作方面的事。
  利根当时在“登坂铁工所”工作。社长登坂是个富有爱心的人，利根与小混混发生暴力冲突，他不仅没辞退利根，在法院开庭时还赶来旁听。
  “我有前科，为什么您还肯让我留下来？”
  利根这么问的时候，登坂以有些为难的神情这样回答：
  “因为利根你在铁工所里又认真又绅士，没麻烦到任何人，打架也是在下班时间发生的，我没有理由要你走啊。”
  他住的是搭建在铁工所旁的宿舍，房租非常低廉。薪水虽然不多，但利根对老板的为人印象极佳，所以很喜欢这里。
  只是，有爱心的人不见得都善于经营。不，也许会热心助人的人都不适合当老板。登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气氛就能感觉出“登坂铁工所”的周转一天比一天吃紧。车床机老旧了，他也迟迟不引进新机具。稼动率降低，登坂也不以为意，这便意味着订单本身减少了。
  尽管从气氛中隐约感觉到经营越来越困难，但利根进公司日子还短，也帮不上忙。才抱着毫无根据的希望，相信登坂一定会渡过难关，头一个灾难便降临铁工所——第一次跳票。
  连社会经验不多的利根好歹也知道跳票意味着什么，就是
  付款资金不足，无法支付应付的面额给债权人。就算第一次设法筹出来了，要是六个月之内又发生第二次跳票，银行就会停止交易，无法获得银行融资。换句话说，便是事实上的破产。
  登坂不顾大多数员工的担心，第一次跳票虽延迟仍付清了。但他的付款方式正是踏入无间地狱的第一步。
  “有人看到我们的窘境于心不忍，伸出了援手。”
  登坂笑容满面地向员工报告。他为筹钱不断奔走，但银行和客户都见死不救，直到最后一刻，他遇见了“救世主”。
  “他把银行也不愿意借的大笔资金低利融资给我们。实在太感谢了。”
  登坂恨不得跪拜似的介绍了一个姓神乐的男子。神乐年约六十，温和的笑容令人印象深刻，他以菩萨般的眼神环视在场的工作人员。
  然而，神乐不仅不是菩萨，根本就是夜叉。融资的第二天，神乐便出任“登坂铁工所”的常务董事。他是提供资金的金主，这件事本身并无不自然之处，问题在于登坂没有看人的眼光。
  不到一周，神乐便过度干预经营，他以“经营太随便”“营销能力不足”“先行投资方向错误”为由，从外部找来“足以信赖的人才”。这些男人个个神貌可疑，相比安排他们在办公桌前敲电脑，在赌场打赤膊杀红眼还更合适。于是铁工所的经营权便眼睁睁地落入神乐那一派的人手中。不久登坂
  与员工便得知神乐是地方暴力团组织的事实。
  这是典型的掠夺。
  登坂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老板，只会对神乐唯命是从。登坂的命令其实就是神乐的命令，员工也只能按照神乐的意思行动。
  “掠夺”与“侵吞”是同义词。要不了多久，他们便强制原本的员工加入暴力团。
  “只是登记个名字而已，不会要你们去做危险的工作的。就像幽灵社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