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广施教化，需要一位孤臣来担任地方长官，孤臣得罪完上司再得罪下属，从不与旁人结交，没有人情往来，只有这样的人来担此任，方可杜绝一切节外生枝的可能性。
  若交给蔡殷这种人来办，只怕不出三年，整个郡县都是灵佑门的总坛。所以要换人，伏霄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想老皇帝证明了自己的决心。
  至于人选，他请求老皇帝亲自选派。老皇帝对捕风捉影的“反贼”十分上心，自然不会放任，如伏霄所料，他在早朝时略微提了一嘴，便立刻有不少推举贤才的进表送上金殿。
  戴博真举荐的人，是开春时被踢到宁县的沈綝。
  吏部从几份举荐名单里细数人选，发现沈綝的处境可谓严实合缝的契合上皇帝要求的“孤臣”二字。
  在朝堂，他刚撞柱子未遂，吓得老皇帝差点背过气去，御前的印象自然不怎么好。在官场，他以一己之力把高将军逼去了边疆，上至封疆大员下至无品稗官，没一个人愿意结交他。特别是家里人早早都去了，可谓孤中之孤，死了都没人哭坟。
  老皇帝悄悄将沈綝的身世与科考时的试卷看了又看，深觉此人简直是为了夏郡这档子烂事量身定做，当即拍板，把在山里的沈綝找了出来，发配——不，是擢升至夏郡上任。
  沈綝其实也很懵。
  宁县不算大，因为山多路不好走，是以民风还算淳朴，他在宁县的山里可称得上逍遥，种地挖笋不亦乐乎，与他读书时倒没什么两样。
  沈綝不是没有报国的豪情，但他是随遇而安的人，若在庙堂，则尽力为家国，若在乡野，则安定一隅百姓。沈綝从不为身处何处而或悲或喜，这份安贫乐道招来了一些潦倒后生的敬仰，经常聚在他的院子里听他传授人生哲理，这些人都不爱叫他沈大人，反而叫他老师。
  做官做到这个份上，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吏部的文书百里加急送到他手里时，他才刚从厨房里出来，犹豫要不要留送信的使者吃饭。
  那日正好也有几个失意的书生前来拜访，闻声从屋内探出脑袋，知道那是升迁的文书之后，仿佛霜打的茄子。
  书生们这才想到，沈綝再怎么落魄，也是今年二甲的传胪，与他们这些还在辛苦求学的白身有天壤之别。
  遂十分丧气。
  沈綝也不知怎么安慰，只能想着，这些后生自有他们的路要走，外人的点拨终归比不上自心悟道。
  除此之外，沈綝还是有几分惶恐的。这封右迁的文书来的莫名其妙，而他远离京城已经有很久了，京中发生的一切他都无从知晓，所以这封文书就如烫手山芋，令他坐卧不安。
  这些惶恐，直到子兴出现在他院中之后才消散了。
  在京城时子兴就来往帮忙传递过一些书信，所以当他出现的那一瞬间，沈綝就知道擢升的文书是因何而来的。
  他打开昭王殿下的密信，果不其然，除了增设村学和县学，广兴教化之外，昭王殿下还额外嘱托了其他的事项。
  他想要从夏郡的土地下手。
  伏霄在递回京城的密信上留了一手，真正的心声没有对老皇帝说。
  皇帝一生没有出过京城，坐在皇宫里观测天下，难免偏信眼前所见，伏霄出宫却实实打实见到了皇权之外的东西。老皇帝不会懂，所以在他的上表中只能所有的过错都是百姓愚钝，但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并非“教化”，士绅豪族是不可忽略的痼疾。
  贪欲无限而圣人有限，无限的贪欲垄断了有限的财富，这就是夏郡的症结所在。
  平民和士族天生就处在衡器的两端，而一切的砝码天然地向士族流淌。所有的动乱都来源于两边重量的失衡，伏霄知道让这座衡器始终平衡是不可能的，他想做的是挡在这架衡器中间，尽可能减缓结局来临的速度。
  沈綝已不是少年，身体里的狂放和恣意早已经被抽离，并不为此感到热血沸腾。在听了一整夜窗下的虫鸣之后，他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再一次临险绝，踏山川。
  他用了七日七夜才走出了那座山，离开山道登上平直的官道时，车夫感叹一声终于走到了平地。沈綝这时忍不住地往回望，天高云淡，翠色屏障之后，那座令他滞留了数月的山，此时看起来仅以双目便可丈量。
  几日后伏霄站在官道的尽头迎接沈綝的车马，他看着沈綝略显疲惫的眼睛，笑道：“终归是熬出来了。”
  沈綝下了车，深深地一揖：“臣是来报殿下知遇之恩的。”
  遂拿着吏部的公文去了府台衙门，夏郡的变动终于结束，一切似乎都在走向正轨。
  很多公务问题初时看起来虽然难缠头疼，但其实只需要一次人事任命便可以完美解决。
  因为最初的问题其实就出在人身上。
  比如崔梨被指为盗贼的案子。
  蔡殷既已经倒台，之前由他牵头，几个县官与灵佑门私相授受的事也就被放到一个微妙的位置。大家跟在新来的知府屁股后面好几日，眼看着沈綝并没有追究府衙内外不能平账的纠纷，还在观望的各方势力便放下心来。
  所以崔梨的案子放到现在，已经不算个事，拖一拖，等到大家都忘记，也就没有人眼巴巴望着判决。伏霄再往府衙去探望了一两回新到任的沈綝，就连最初那几样如山的“铁证”，也不翼而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