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战争史中，经常能见到攻坚战。攻城一方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残酷的攻城战斗才能拿下一座坚城。坚城那么难打，为啥不绕过去呢？
  其实大部分城池并不是非打不可，绕过去也没什么，关键是看战争目的是什么。以公元6世纪中叶爆发的建康攻守战为例，来自北齐的叛将侯景掀起大规模叛乱，从淮河之滨一路流窜至建康，最后将进攻目标定为建康。按理说流动式作战最忌进攻坚城，但侯景却偏偏以并不雄厚的兵力，去围攻城坚池深的梁朝首都建康。可是这种行为无疑是以鸡蛋碰石头，从战术层面看非常不划算。
  最初侯景打到建康城下，确实也遭遇到了极大困难。侯景虽然得到梁朝内奸萧正德的接应，攻克了建康城防守稀松的外城，但内城台城的防守十分完备，叛军百般进攻不能奏效。
  史载侯景运用了木驴冲车、穴地、飞楼、土山等多种方法，企图攻破城墙，但在梁将羊侃的主持下，用火烧破其攻具，用堑地以阻穴地，用土山以攻城外的土山，侯景叛军伤亡惨重，始终无法破城。与此同时，梁朝各地勤王军源源不断开到建康外围，对侯景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侯景的攻坚之术看似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熟悉明清历史，大家应该知道，北京城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多次遭到攻击。明代宗、嘉靖时期，两次遭到也先和俺答汗的攻击，但因为北京城防守极严，蒙古军都失败而去。清太宗皇太极于1630年亦打到北京城下，明军在袁崇焕指挥下进行了殊死抵抗，皇太极遂改变策略，深入河北、山东劫掠后返回关外。可见进攻首都一般都比较困难。
  那么侯景与为何没有选择类似的战略战术，深入梁朝江南腹地掠夺呢？答案是：两者形势不一样。皇太极的满清有稳固的根据地，八旗骑兵又有机动优势，在敌国进行大范围机动作战，并不影响生存，而且战争目的是掠夺财产，打耗费极大的攻城战并不划算。侯景却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托，如果深入梁朝腹地进行掠夺，固然可以取得一时之利。但梁朝可以从容调集兵力，通过长期消耗性战争，慢慢将侯景逼死困死。直接打建康这座坚城，虽然战术难度很大，但直接威慑梁帝国的指挥中枢，切断大脑与四肢，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也正像侯景预判的一样进行，建康被围，各路勤王大军人数虽多却无法形成统一指挥，被侯景各个击破。城内被围困八个多月后终于粮尽，侯景趁势掘开玄武湖灌城，终于将台城攻破。梁朝遂尔形势大坏，扬、江、闽诸州半壁江山落入叛军之手。可见，打不打坚城完全服从于战略大局，如果只是为了虏掠，那么完全可以避开不管。如果目的是消灭对方，那么即使绕过去了，有朝一日也还要回过头解决后顾之忧，何不一开始就全力以克之呢？
  “这位客官，住店吗？”
  “小生是来问个路，敢问到京城的路怎么走？”
  “不到二十里。沿着门口这条路一路向东，十二里处有官亭，再往北走，不多久便到了。”
  “多谢，告辞！”
  “哎，我放桌子上的铜钱怎么不见了？”
  古人远行不辨方向时，张口问路显然是个实用的法子；即便是在gps高度发展、定位工具层出不穷的今天，谁也不能说自己从未问过路。
  不过光靠问路来赶路也不是个办法，为了到达目的地，古人也是有很多手段的。
  道路指引方向
  在没有导航工具的情况下，在人口聚居点之间移动，最可靠的其实是路面本身。顺着道路走，就能把人带到沿途的城市，最是安全精准。
  所以早在商朝，官方就很重视发展交通，商人都会出资修筑、养护道路，此时通向各地的道路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了。
  商朝的核心地区位于黄河下游
  而周边的渭水、汾水、胶东、汉水、淮水地区
  对商更多是臣服，而且还经常反叛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发挥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首都作用，在两城之间修建了一条平坦大道，称“周道”，后又以洛邑为中心向不同方向辐射，修建了等级不同的道路。
  西周分封天下
  不能光分封不修路
  周道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更是周王室的生命线，且此后秦、汉、唐的经济重心都在这条线上，甚至在元明清时期也是贯通东西的要道。对于想在大城市之间移动的商旅来说，这些大道无疑是最好也最安全的通道。
  这条路线在古代可是至关重要
  到了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便于调兵，修建了众多次级道路。著名的比如秦国修筑的褒斜栈道，能够打破秦岭阻隔，连接陕西和四川。不只是秦国，楚国、晋国、齐鲁等国都加入到了修路大军中，密密麻麻的道路连接着中原人、荆楚人、吴越人、巴蜀人。前往全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依靠大道作为自己的“人造”导航。
  秦岭和蜀道因其特殊的地形和战略地位
  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人造”通道之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驿站网，耗时十年整修和连接了战国七雄留下的大道，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驰道丈量标准统一，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当做行道树；十里建一亭，作为区段治安管理所和行人招呼站。这些设施作为导航当然是不错的，行人按树计数，遇亭便知道自己到了何处。
  汉朝时期的道路在秦朝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自长安向东，经过洛阳定陶达临淄是东路干线；自长安向北达九原郡（今包头）为北路干线；自长安而西达陇西郡为西北干线。公元前2世纪，这条干线已经可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是为“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这条干线已经可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是为“丝绸之路”。
  这是中原王朝打开世界观的一大步
  为了方便行人补给问路，朝廷设置了大量驿站，按大小分为邮、亭、驿、传四类，大致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时全国共有亭29635个，据此估计当时共有干道近15万公里。在这庞大的公路网上行走，其实就已经是自带导航了。
  很简陋的设施，也比没有好。。
  到了宋代，我国的道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与前朝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还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发展水驿和驼驿等邮驿设施。当时的馆驿和通信邮递已经完全分开，类似于政府招待所。文学家毛开《和风驿记》描写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
  经过了后来元明两代对道路设施的勘察和修整，到了清朝，全国道路布局已经日臻完善。
  清朝把驿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官马大路”，即国家级官道，在京师设皇华驿，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第二等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第三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通过这些道路，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行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很少发生在荒郊野地里迷路的事情了。
  还是工具好用
  通过道路、亭、驿站等导航，仅能粗略地指示出方向，到了道路不通的荒郊野地和战场上，人们还是需要一些更通用的导航方法。
  据说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就出现了第一种定向工具“指南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黄帝利用它辨别方向，战胜了蚩尤。但这只是传说，事实上第一台有史可考的指南车是三国时期的马钧制造的，“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
  指南车造价昂贵且笨重，车身高大装饰华美，刻有金龙等图案，行走时“驾士”众多，前呼后拥，是皇家显贵的必备之物。
  《南齐书》记载了一件趣事：说是南北朝刘宋平定关中后，得到一件战利品指南车，但它只有外壳而缺乏内部零件。于是皇帝出行时，让官员躲在车内操纵，假装它还在正常运行。此时，指南车的仪式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
  好在战国时期，指南针的雏形“司南”出现了。据《古矿录》记载，司南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河北磁山（今河北邯郸磁山一带），是天然磁铁矿石琢成一个勺形的东西，放在光滑的盘上，利用磁铁指南的作用来辨别方向。当然这也只是考古学家的猜测，虽然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它的模拟图，却一直没有实物出土。
  但是司南的原理是保存下来了。宋代人工磁化技术出现之后，一种名叫水浮针的水上导航仪器应运而生，比起司南使用价值更高，但使用起来还是很不方便，且精度不足。
  既然人工导航的方式不好用，那么古人就只能诉诸于天象的指引了。
  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海上探险、海上贸易以及频繁海战的背景，催生了人们对天象导航的研究，各国海军对北斗星及北极星的观测辨认已经相当精细，可以利用日、月、星等天体的位置定向。
  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重视海上贸易，元朝统治者又鼓励蒙古帝国治下的子民通过丝绸之路和印度洋航线进行沟通，为这种诞生于先秦的观星术提供了很好的积累平台。到了明代，航海家郑和甚至已经可以通过观测星体高度来确定纬度了。
  这种方法，被时人称为“牵星术”，是非常高级的古代导航方式。牵星术主要是利用工具牵星板来测定船舶在海中的方位，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多测量几颗不同星体的出水高度。
  郑和船队利用过洋牵星图，“惟观日月生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结果“牵星为准，所实无差，保得无虞”，才能够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可以说牵星术代表了15世纪天文导航的先进水平。
  少数民族也有他们独特的导航方式。比如土家族人用“草标”作为道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