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铜统的使用方法当是:用凳为架，上加活盘，以铳嵌入两头，打过一铳，又打一铳，放时以铳口内衔大石弹、照准贼船底舫，平水面打去，以碎其船，最为便利。其实这要是用比较现代化的言语解释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半自动的弹弓了。
  这几乎一定是世界上最早的舰炮装置，在这个时代海军中是最先进的，东牟水军的战船除使用铳外，还使用火弹瓶等火器。
  火弹瓶高大概二十厘米，腹鼓，两头略尖，呈橄榄形，内装火药抛掷到敌船上，用来杀伤敌方士兵和烧毁敌船。可见，大唐东牟海军战船上的武器配备注重近、远程作战需要。不仅品种齐全，而且数量多，因而元朝海军战船具备了独立作战和配合作战的能力，成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倓才敢于提出来这所谓的两年之期限，武藤一郎也才敢于答应这件事。
  这几年，大唐的战舰已经是一改之前在海战上面大多用于锤击敌船的拍竿，这个东西在武藤一郎他们新近制造的战舰上面已经消失了，而改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再加上战舰上面配备的那些高精尖的武器，可以说是不论远近都能够给与敌人相当致命的打击。
  不光如此，李倓在长安城里面呆着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的回忆自己在前世了解到的各个时代的战舰都是都有什么特点，毕竟他要是得了一个跟战舰有关的物件想要买个好价钱的时候，就得对于这个东西的使用背景了解的相当清楚，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些应用在战舰上面的东西。
  其实李倓早就知道，宋朝的海舟以福建船为上，明朝的海舟则以舟山的乌艚船为首，而浙直间多用沙船御倭，后来用沙船、福仓船和东莞船守舟山。
  大号福船势雄力大，便于冲犁敌船，即所谓斗船力不斗人力。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福船的形制规格最称完备。
  广船主骨架用铁力木制成，坚固性胜过福船，但铁力木难得，维修不便，后来游击将军侯国弼加以改进，底用广船式，上用福船面。明朝在江浙一带作战时往往使用两头尖的鹰船先行，它行驶敏捷，进退裕如；沙船随进，战无不胜。
  尤其是浙江的十橹苍山船，原是太平县渔船，曾在抗倭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号称“苍山铁”。后来战场南移又多用福船御敌。
  这么多的战舰，李倓自然不可能让武藤一郎全部都给他制造出来，他只能是选择其中对现在的大唐最为有用的部分，或者是把几个他认为是优势而且以现在的大唐的造船技术能够实现的东西给找出来。
  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李倓记忆中的前世大宋和大明时期有数的水战战例的功劳，李倓整理出来的文字他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他知道，他胡乱回忆写出来的这些东西要是流传出去了，自己估计就成了历史有名的军事家了。
  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大明嘉靖四十年的宁台温之捷。
  戚继光、胡震等所部战船近战倭船，犁沉敌船十余艘，烧残敌船五艘。
  从这一战例中可见当时明军的战舰占有较大的优势，舰船结构强度和航行速度均优于敌舰。明朝还制造了两头有舵、进退神速的“两头船”，以及特种战船联环舟和子母舟。
  联环舟船体长至少四丈，分为两截，前截占三分之一，装载爆炸火器，后截占三分之二，乘战士。冲撞敌船时，舟首倒钩钉牢敌船，火器爆炸后与敌船同毁。
  撞击时，联结前后截的铁环自解，后截得以在爆炸前回驶。子母舟长3丈5尺，前2丈是舰船，后1丈5尺只有两舷侧帮板，腹内空虚，藏一子舟，母船发火与敌船并焚，军士可驾子舟回营。
  这些战例李倓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武藤一郎，但是这其中所用到的战舰，李倓可是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给画出来了，他知道这对于武藤一郎来说绝对能够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
  不光把后世的经验拿出来了，就是大唐之前，其实也是有很多值得现在大唐的水军借鉴的东西的，李治当皇帝的时候，其实才是大唐水军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威势的时候，不然在那之前，倭国的水军才是这一片各个部族公认的第一名。
  当初李治年轻的时候，借着自己父亲那天可汗的威名，自信的将扩张的触角延伸到了了后世的朝鲜半岛，著名的王国粉碎机苏定方开始了他神奇的每战必灭一国的传奇，苏将军帅师十万横扫朝鲜，百济当时就让他给灭了。
  然而当唐军主力撤退，百济人搞起了复国运动，扶余丰王子从东瀛回归，继承王位。
  可以想象这位王子，为了获得倭国人的支持，得以继承王位，肯定许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承诺。为了保障还是自己的利益，倭国人都要来干涉，大唐和倭国当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
  在当时倭国人的水军兵力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倭国海军拥有各类战舰一千余艘，兵力达到了四万。而由刘仁轨指挥的大唐水师竟然只有不到两百艘战舰，士兵一万三千多人。
  一千对上两百艘，这是当时敌我战舰比例，倭国人占据绝对优势，而且整个战场背靠百济，可以说倭国人还享受了半个主场的待遇，形式对于大唐军队来说，非常不利，难有胜算。但是正当倭国的指挥官已经在憧憬胜利的时候，战场上确实也如他们所愿发生了一边倒的现象，只是倒的是倭国的水军而已。
  在一代名将刘仁轨的杰出指挥之下，大唐当时的水军示敌以弱，诱敌深入，等倭国舰队大局进入白江河口时，众多的战船将狭窄的航道堵塞，战舰数量上的优势非但没有成为取胜的关键，反而成了倭国水军失败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