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中的气氛稍稍有些紧张起来。
  苏轼眉头微皱，韩冈这一棒子，可把他也一起扫进来了。
  韩冈仿佛没有察觉：“太白一生功业只在诗赋；少陵【杜甫】颠沛半生，三吏三别让人不忍卒读，却无一事可救补天下；摩诘【王维】之为官，可有画中诗，诗中画的半分灵气？陷贼事贼，为臣失节。人之精力有其限数，此处多一点，彼处便会少一点。故而长于诗赋者，往往短于治事，一心难分顾，天资所不能补。”
  苏轼脸上写满了不以为然，他随随便便就能举出好些反例。就是他本人，真要处置政务公事，又几曾耽误过？绝不会比任何人差。
  章惇笑着插话：“玉昆。按你的说法，令岳又该怎么算？”
  “楚国公【王安石】与韩文公【韩愈】一般，都是数百年才得一人，凡夫俗子如何能比？”
  “宣徽，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确是让人追慕，但仕途上可远不如令岳了。”
  “玉昆，介甫相公诗文冠绝当代，治政更是立起沉疴、一扫积弊的中兴之功，的确是开国以来第一人。但韩文公，虽有重振儒门一事，在功业上也远有不如的。”
  “韩文公排异说、继绝学、兴圣教，只这一事，就让他胜过无数宰相了。”
  苏轼说的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韩愈在文学上的功绩，改变了隋唐一直以来偏重骈文的文风，以后世的说法，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唐宋八大家之谓由此而来。
  但在韩冈看来，韩愈在历史上更重要的功绩，是排佛老，兴儒学，让魏晋以来逐渐衰弱的儒门由此一振，至如今再上巅峰。故而当今儒者，多以韩子相称，远不是同为八大家的柳宗元、苏洵辈能比。后世以文学将其归类，其实是忽视了他在延续儒门道统中的作用。
  苏轼捻着胡须：“数百年才得一人，不意宣徽对昌黎【韩愈】评价如此之高。不知在宣徽眼中，苏轼、子厚，还有宣徽你，又如何论？”
  韩冈看了苏轼一眼，又瞥了一下变得饶有兴趣的章惇，轻笑起来：“子瞻，我们是在说韩文公和楚国公呢。”
  苏轼闻言大笑，“论起功业，苏轼的确不能与令岳相比。”
  章惇则道：“章惇确实远不如介甫相公，但玉昆你是自谦了。”
  韩冈摇头，一点也不是谦虚。没有来自后世的学识，他是比不上王安石这样的人杰的。
  “韩冈比之楚公，日后功业或可追及，但文才难及万一。而且没有楚公变法打下的根基，就没有韩冈立功于外的机会，可不敢贪人功为己功。”
  韩冈看向苏轼，看他对自己的话还有什么说的。
  “种痘法可不是新法的功劳吧。”
  韩冈摇头：“不到岭南一游，便不会发现牛痘。”
  “还是因缘巧合之故。”苏轼道，“否则去岭南的所在多有，为什么只有宣徽一人发现了牛痘？”
  “再巧合也得有前提。就像现在京城赌马赌球，中奖凭的是运气。但不事先去买张赌券，运道再好也中不了。”
  “说起赌券，章惇倒是听过有个笑话。”章惇见两人似乎又开始有争执，瞅准了时机，赶快插话进来，“说是京中某人拜遍了神佛，想求一注横财。一日菩萨显灵许了他，可几个月过去了，一文钱都没见到。他再去观音院中抱怨，菩萨就说了，你得先去买张马券吧。”
  “苏轼听说的是佛祖许了人百贯横财，他却忘了买马券。上次与王晋卿吃酒，听客人说起过。宣徽也听人说过了吧？”
  韩冈点点头。这个笑话其实还是他说给家里面听的，然后传了出去，现在在京城里传得挺广。
  “正如这个笑话中的道理，凡事的确都要有前提。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苏轼有一事骨鲠在喉。”苏轼看看韩冈，又看看章惇，“如今进士科举，只考经义。国子监中，两千学子也都只求经义，不重文学。并非苏轼杞人忧天，长此以往，朝廷的诏令还能见人吗？”
  韩冈虽不在文史上用心，但在他这个地位上，十几年来读书不辍，各代的章疏诰敇都见了不少。各代的文风都有所掌握。其中两汉的诏令，尤其是西汉，最是少见雕琢。回头看西汉文章，即便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不似后世很多骈文那般，用精致的丝绸裹着一包败絮。苏轼的担忧，或者说找出来的借口，在他眼中，完全不值一提。
  他硬邦邦的回道：“两汉诏制章疏，不见骈四俪六。”
  苏轼提声作色：“文学精妙之处，又岂在四六一端？！”
  韩冈立刻道：“朝廷诏令，首要在将事情说明，文法仅是末节。何况以天下之大，官员之众，难道还找不出同时能说清事由，又精擅文学的才士？”
  “朝廷弃文学之士如敝履，如何引人重文学？”
  “子瞻是想说贺铸之事吧？放贺铸之罪，于韩冈而言，诚乃易事，还能在士林中有个好名声。”韩冈扯了一下嘴角，“不过既然贺铸不能适任，理当去职。韩冈岂能为一己之名，坏朝廷法度。须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今日事虽小，一旦乱了纲纪，他日事不可收拾。且以贺铸过往之功绩，不足以让人为他例外。”
  “没人能说三班院夺职不对，但之后贺铸迁转文资，已与铸币局无关，宣徽又为何横加干涉？”
  “朝廷设律令，一为治罪，一为诛心。所谓诛心，在韩冈看来，是诛后人犯法之心，惩罪以为后人戒。贺铸新近被夺职，便有人为其求转文资。如果事成，铸币局中官吏们又会怎么看？败坏朝廷威信，其罪更大。若过个一两年再为他求转文资，韩冈决不会干涉。”
  韩冈是堂堂正论，谈的是法理，而士林则议论的是人情。韩冈看着苏轼，看他好不好意思说一句人情大过法理。
  韩冈、苏轼，你一句，我一句，将酒宴的气氛弄得跟外面的冰天雪地一般，满园梅花就在眼前，却没人多看一眼。
  “好了，好了。玉昆、子瞻，还是先喝酒吧。”
  章惇出来打圆场，提起酒壶，给苏轼、韩冈都满满的倒了一杯。
  韩冈和苏颂正互瞪着眼，但章惇既然出来缓颊，这位主人的面子却不能不给。
  韩冈端起酒杯，比向苏轼，“韩冈言语冒犯，还望子瞻勿怪。”
  “不敢。”苏轼同举酒杯，“是苏轼不明宣徽苦心之过。”
  三人对饮而尽，热酒入喉，感觉登时就稍稍缓和了一些。
  菜也端上来了。厅中的石桌不大，只能放两三道菜的样子。所以一巡酒后，便撤下旧菜，换上新菜。就像比较正式的宴席，一人一席的小方桌面，都是一盏酒后，便换上两道菜。寻常十七八盏酒，就是三十四五的冷热水菜。虽不知道章惇准备了多少道菜，不过其中必然少不了好酒来作陪。
  菜肴平常各人家中都吃惯了，唯独章家的好酒却极稀有。这是交州的糖蜜酿酒工坊最早酿制出的一批酒，一直存放在酒窖中，平常时，就是章惇本人都难得饮用。不意今天给拿出来了。
  章家特产的糖蜜酒，色做浅金，味道也很适口。
  韩冈知道，这个应该是后世的一类名酒，不过他早就忘光了原名，任凭章惇随便起了。
  苏轼拿着酒杯，看着杯中酒：“苏轼在江州，曾试酿过蜜酒，不过吃了之后，上吐下泻，差点断送了性命。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错。”
  “或许从一开始就错了。蜜酒不是那么好酿的。不比葡萄酒，直接塞进罐子中，多加些糖，过些日子就有好酒能喝了。”
  “葡萄酒就这么好酿？”
  “的确如此，还不用加酒药。洗干净后就丢进罐子里，然后就只要密封好就行了。”
  终于从争论的话题上转移到一些琐事上，章惇连忙问韩冈，“玉昆，记得最近的一期《自然》，好像有说找到了酒药产酒的原理吧？”
  “不仅仅是酿酒的原理那么简单。而是直接指明韩冈在病毒一说上犯了大错。不过这一后篇，是在下一期的《自然》上才会刊登。”
  章惇、苏轼同时愕然，韩冈错了？而且还是跟种痘法息息相关的病毒说上犯了大错？
  韩冈当然理解两人的惊讶，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权威，是不可动摇的权威，但现在他却自陈错误。以他在儒门、在气学上的地位，这可是实打实的震撼。
  “当年韩冈给微生之物起名做病毒，乃是大错特错。就像世人中，真正作奸犯科者，百中无一。而微生之物，能致人于病的，也是百中无一。有很多还有好处。比如酒，比如醋，比如炊饼，之所以会发酵，都是因为微生物的作用。”
  韩冈尽可能慢的用标准的术语来向两个外行人解释，
  “所以从此之后，病毒就要改名做细菌，而致病的细菌，则名为病菌。比如酵母，就是酵母菌，酒药，是酒药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