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因为武汉之役的结束，而使得我们和倭寇双方都进入了休整时期，所以并未主动发起战争，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很快，我们又会杀的血肉横飞，一个不留。
  但是正是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倭寇似乎也渐渐地发现了，光凭战争手段，他们无法击溃我们，他们的预计，是我们失去了武汉之后就会崩溃，但是我们现在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继续和他们对抗，而且长期高强度的作战不仅仅让倭寇军队疲惫不堪，也让倭寇国内疲惫不堪，所以十一月十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此项声明包括东亚的永久和平；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联合防共；经济合作；创建新文化；世界和平。当然这些条款在我看来就和放屁没什么两样，但是却有人对此深为赞同，比如汪兆铭；但是这还不足以影响我们；倭寇大抵也发现了再这样下去很不利，所以他们试图重开谈判。
  也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校长原来和倭寇一直并未断绝全部的联系，而是通过秘密途径和倭寇国内的温和派接触，当然校长的底线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否则一切免谈，这些条款在武汉之役结束之后被倭寇国内的一些老牌的军事人物和政治家所接受，只是被军方干扰了；其实倭寇军方也提出过一个近乎于乞降的和平条款，这是倭寇主动提出的，是在南京陷落之后，但是被校长严词拒绝，校长本来是有部分担忧的，所以没有拒绝继续谈判，可是越到后来校长的立场越坚定，完全拒绝了倭寇的谈判要求。
  近卫文磨恼羞成怒，发表了一份“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与之调整两国邦交”的声明，摆明了是蔑视国民政府，而要扶持另外的伪政权去做他们的“儿政权”。找一个有分量的中国政治人物去做第二个溥仪，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对于此，校长嗤之以鼻，不予任何理会，照打不误，就是拖也要把倭寇拖垮！这是校长越来越坚定的信念，绝不与倭寇媾和，也是蒋百里公的遗愿；是的，百里公已经离去了，十一月四日，百里公病逝于广西宜山，留下了许多遗憾；终其一生，百里公也未曾得以指挥军队作战，盖棺定论，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兴登堡元帅的话，在蒋百里公的身上并未得到体现。
  时乎？命乎？
  对于此，我这个并未进入决策层的人是不好加以评论的，我只是乖乖的陪着校长，一起处理政务。
  校长那天醒来以后，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七点了，那个时候还算是早晨，一晚上，我和表哥一直都在处理政务，整个会议室都是我们处理好的政务和未处理的政务，但是过于疲倦，我们处理着处理着就睡着了，侍从室的官员也睡倒了一地，我和表哥一个趴在桌子上一个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看的校长是一阵好笑。
  我们醒来之后，校长对于我们的举动非常满意，表达了赞扬，随后把表哥赶回了赣县，继续做县长，而把我留在了身边，带着我一起处理事务，二军队里的事情我全部交给了谢晋元大哥，和校长一起处理事务，减轻校长的压力，而校长对于我提出的让侍从室分工的提议，也表达了满意，决定接受这个提议，让侍从室把文件全部分类而后再处理。
  校长的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只是在这丝笑容的背后有多少苦涩和担忧，是我所不能理解和预估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让我痛心无比的长沙大火事件。
  这件事起源于“焦土抗战”政策；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将军，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倭寇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三十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但是长沙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三十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五十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京沪之役、南京保卫战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
  十一月八日，倭寇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倭寇很快就要攻打长沙了；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我陪同校长在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发布电令：“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这是我亲身参与的事情，这也是面对着倭寇即将进攻长沙而长沙不保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不让倭寇得利的事情，虽然我很痛心，但是也不得已而为之；具张治中将军事后的电报显示，张治中将军在接到校长的电报后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十二日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张治中将军在核定计划时指示：“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但是十一月十三日，张治中将军接到副官报告：“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将军开始电话还打得通，后来就打不通了。调查显示，原来正巧当夜有一所兵营失火，是长沙警备司令部、长沙市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倭寇已至，仓促放火，并且没有发警报！这时候，倭寇离长沙还有二百多里。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十多万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严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线并非易事。所以校长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的命令。
  而让长沙当局如此紧张还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失火事件，十一月十日倭寇攻陷湖南之岳阳，两天后，十二日当天倭寇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二百五十里的新墙河进犯，结果因为当时国军通讯困难，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十二华里的“新河”！首先获得此讯息的长沙民兵自卫队，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加上军营失火，竟然擅自放火！
  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消防及警务人员见状也已撤离长沙，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放了，换成汽油。于是张治中将军发现后，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造成文夕大火惨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大火首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烧为灰烬。
  事后预估损失，三万多人在大火中丧生，包括四千余伤患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五点六万余栋。大火造成经济损失十多亿元，约占长沙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三。政府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或教育机构有省立湖南图书馆、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中学，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级中学、民众教育馆等三十一所。
  校长与我于十六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等到了陈诚将军、张治中将军来见时，校长凄然的说道：“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中央政府为查究责任，特设军事法庭于二十军军部，派贺国光为审判长，拘押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琨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于军部特务排。十一月十八日，审判结果，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将军撤职查办，讵经人斡旋，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当然仅仅一个长沙大火虽然悲惨万分，引的民怨沸腾，却还不足以比拟之后发生的事情；十二月二十二日，校长正在桂林行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发电报给校长，告诉校长，突然不知汪兆铭及其妻陈壁君之下落，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曾仲鸣等人，顿觉事态严重，于是立刻电告校长，所能追寻到的就是此前汪兆铭于十二月十九日曾经申请护照。
  这下子事情大条了，堂堂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消失了，这是何等的大事情？
  但是校长决定低调处理，以免动摇抗日阵营，甚至电告香港的大公报报人张季鸾不要骂得太凶，以至于汪兆铭没有退路，铁心跟着倭寇走；同时急电汪兆铭，希望他迷途知返，并且得知了汪兆铭此时正在越南的河内，他是从重庆出发，经云南昆明进入河内，据此我曾经向校长进言，要校长注意龙云主席，这件事情，和他也许有关系。
  但是汪兆铭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二十九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这封电文一发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意味着，汪兆铭正式脱离了抗日阵营，投入了倭寇的阵营，成为了一个可耻的汉奸！一个千人弃万人骂的汉奸！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兆铭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并且宣布汪兆铭为“民族之敌”，当“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