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红。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致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领，因此他老是穿软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铺子[2]里去买，经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皱。他看病也好，吃饭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说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子太多。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似乎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说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给他们吃啊！还有人辩白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单靠这个小城本身是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好医院的，谢天谢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是总算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没有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再说，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
  等到安德烈·叶菲梅奇上任办事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每逢遭到欺骗或者受到奉承，或者看到一份他分明知道是假造的账单送来请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脸涨得跟龙虾一样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责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道：
  “好，好，以后我来调查一下……多半这是出了什么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起到吃午饭的时候止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因为这工作单调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午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如果简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依规则办事，那么首先，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消除肮脏，改成干净和通风，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汤，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盗贼，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也好，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给这类想法压垮，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到医院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