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来，昭宗还是有一些作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必要条件的。特别是昭宗生得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按当时的话说，就是颇具帝王龙凤之姿，所以“即位之初，朝廷内外欢欣鼓舞。”而此时，昭宗还真有个好机会或许能让他有所作为。
  须知晚唐时期，皇权旁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地方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另一个就是宦官专权由来已久，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朝廷。
  而在李晔刚刚继位后的这个时候，藩镇的势力固然是越来越大，当然短期内怕是难以动摇的了。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则已经有所减弱，如果李晔能够抓住机会，还是很有可能重掌中央大权的。
  其实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乃是因为宦官集团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自打肃宗时期，就牢牢地被宦官集团所掌握，后来在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政府的实际当家人，甚至可将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故史书上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之语。
  然而，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宦官杨复恭在名义上还担任着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中央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也就是杨复恭成了光杆司令，已经没有军容可观了，这也为李晔这个大唐天子从宦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的出现，还得感谢黄巢和田令孜。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而逃，身边只带了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在关中各地的数万神策军，因为找不到统属，纷纷乱作一团，于是凤翔节度使郑畋也就趁机将这数万神策军招致麾下。这样一来，原来的那支由宦官掌控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令孜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于是到了西川后，又开始重新组建神策军，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共计五万四千人，神策军之军势骤然又起。然而，到了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用这支军队跟王重荣争夺盐利，结果被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只好裹着僖宗二次逃跑，这支新组建的神策军再度灰飞烟灭，那么理所当然的，田令孜重建中央禁军的计划到这个时候也就彻底失败了。
  在这之后，僖宗命杨复恭代替了田令孜的所有职务，也就使他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中的兵力其实十分有限，而他个人的威望又更有限，比不得杨复光，所以他自然不可能成为像田令孜一样强势的人物，于是李晔一即位，立刻就趁机在其后重组禁军时，不动声色地分了他手中的兵权。
  其实说起来，李晔和杨复恭的关系也挺有意思。按唐朝惯例，诸王是不得参政的，但在僖宗逃往成都时，由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当时作为皇七弟的李晔才有参与朝政的机会，甚至“握兵中要”，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占个位子，真正的大事小事都没有他作主的份儿，但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似乎关系处得还非常不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僖宗病危，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李晔扶上皇位。
  当然，追根究底的话，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恨田令孜。杨复恭作为杨复光的弟弟，在田令孜得势的时候一直受其排挤，所以对他心怀怨恨。而李晔在跟着哥哥僖宗向成都逃亡之时，因走得太急，连匹马也没有，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连鞋都给跑丢了，累得口吐白沫，实在没了力气，可他刚想躺在地上喘口气，就被田令孜赶过来抽了一马鞭，催他继续赶路。李晔当时显然惹不起田令孜，只得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和血吞，但人都是记仇的，尤其是少年人，于是这口怨气就一直积在他的心中，这也让他和杨复恭找到了交好的共同点，简直成了同志加兄弟。
  然而在李晔被杨复恭扶上皇位后，却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对杨复恭的专权行为十分地憎恨。这事情说不上什么恩将仇报，因为李晔自幼好读书，深明宦官专权祸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到大，在皇宫里目睹的这些宦官的霸道行为，从心底里就对所有的宦官都不信任，杨复恭也是宦官，那这种不信任之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李晔这些年也算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居然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在继位之后，立即就在京师开始大规模募兵，人数高达十万人之众，重新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而此时的杨复恭虽然是左军中尉兼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在名义上总领禁军，但这支军队却不是他一手创立的，所以也不听他的指挥，而是由李晔自己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样一来，禁军的大权就由宦官集团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在整个僖宗一朝都从没有出现过的局面，形势对李晔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十几万的大军，本身来说就是个使人震骇的数字，而此时的李晔，毕竟还是名义上大唐帝国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同时也还有很多忠于他的朝臣，还有很多支持他的地方势力，因此，只要他能有效地指挥他的军队，利用国内诸侯间杀伐不断的大好时机，打赢两场大仗，重塑天子威严，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扫中唐以来皇权的颓势，达到他内除宦官、外平藩镇、重振大唐雄风的目的。
  说来也巧，在李晔刚刚组建成这支军队不久，这样的好机会就接二连三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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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26章 担忧蝴蝶
  李晔接连得到的机会，主要有两个，一是陈敬瑄和田令孜兄弟在西川跋扈，李晔将之视为叛逆，派宰相韦昭度率军讨伐；二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吃了败仗，朱温、赫连铎和李匡威等地方强藩联合起来请求朝廷讨伐他。
  前者前文有述，韦昭度这个文人宰相贪生怕死，几乎可以说白白将西川乃至整个蜀地拱手送给了王建。而后者，则正在进行当中。
  李晔被张浚这个眼高手低的大忽悠哄得自信心爆棚，决心下定：打！
  不过作为皇帝，定下大政方针也就是了，其他什么调兵遣将、准备军械粮草、协调各镇军队之类的事情，就不需要他来操心了。于是李晔略一空闲，就想起“害死”先帝的医学博士王弘还在狱中，杀或不杀都还没做决定，便打算把这件事办了，好歹也是给先帝的一个交代。
  没料到李晔一打听，才发现王弘这个人不好杀，主要是背景惊人，其曾祖父乃是前太仆令、号启玄子的王冰。王冰这一家乃是世代名门，号曰太原王氏。什么门生故吏、姻亲至交，可以说遍布天下，在文人士子之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此一来，这王弘就成了烫手山芋，杀了也不好，不杀也不好。
  本来就皇威不振，得罪天下有数名门的事情自然不能随便干。于是李晔一看事情不好处理，干脆就往下面一推，让宰相们合议。宰相们自己就大多出身名门，自然更不肯得罪士林望族，于是很快做出决定：王弘流放云中。
  这个决定其实很有猫腻。首先，云中乃是赫连铎的地盘，赫连铎现在对朝廷表现得似乎还是很恭顺的，把人往他那里一丢，他应该不会亏待；第二，赫连铎是吐谷浑人，就算真是犯了傻，把王弘给杀了，或者照顾不周死了，那也是人家蛮人不懂事，跟他们诸位宰相无关，天下士林如果不满，麻烦大家去骂死赫连铎，诸位宰相一点意见都没有；第三，云中离王弘老家太原也不算远，他家中势力也许还可以因此对他照顾一二，如此王家也要承宰相们的一份人情。
  这么一箭三雕的好办法想出来，诸位宰相都很满意，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接着，王弘就上了路。因为宰相们都不敢把王弘怎么着，押送犯人的两个公人自然更不敢对王弘有丝毫不敬。
  太原王家固然是名门大族，但开枝散叶得多了，自然有繁盛的，也就有稀薄的。王弘自己这一系，血脉单薄，只有一个女儿跟在他身边。他获罪流放，女儿王笉心中担心父亲受苦，便和自己的贴身侍女萍儿一道换了男装，跟着父亲一道北行。由于担心河东即将成为战场，他们还特意没走河中、河东这一线，而是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往潞州北上，哪知道却遇到了这一档子事，王弘居然就这么巧不巧地死在了路上……
  李曜听完这事的前因后果，心中忖道：“眼下朝廷正要找李克用的麻烦，这次王弘之死又是由于潞州后院将兵变而生，只怕朝廷肯定要把这件事推给李克用。王家既然是太原名门，必然在太原颇有根基，偏偏太原现在又是李克用的老巢，有了王家这么一个地头蛇在太原不听话，只怕李克用也会比较郁闷。”
  李曜这个想法是很有理由的，因为此时摆在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面前的形势，可以说极其严峻。首先，联军打出了奉天子招讨的旗号，在出兵之前更是先削去了他的一切官爵、属籍，于是这么一来，就把曾为唐朝立过大功的李克用跟黄巢、秦宗权这种反贼划上了等号，使他首先就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第二，联军四面出兵，必然要使河东军分散兵力，以应付由四个方向以围剿之势而来的敌人，这样的战争局面对河东军来说当然非常不利。第三，这次对李克用的讨伐战争，是在天子李晔亲自牵头发起下，纠合了大批地方藩镇势力，其中还有像朱温、赫连铎、李匡威这些都是李克用死仇的地方大镇，他们对此次讨伐李克用也是十分卖力。而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原本和李克用关系比较密切的藩镇都因怕惹火烧身，都不敢出兵相助，从而使李克用在所有地方藩镇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其危机之大，可谓空前。
  所以不管怎么看，此时摆在李克用面前的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这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战争，而偏偏又是一场不能不打，而且绝对不能打输的战争。因为如果李克用此战战败，那么大唐帝国之内，将再无他的立足之地，甚至他想再向上次一样率部逃往阴山都很难做到。那么，在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面前，李克用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李曜忽然特别地担心起那传说中的蝴蝶效应来，因为眼下的“历史”已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冯霸死了。
  虽说在原本的历史中，冯霸也一直不算什么大人物，看起来似乎不至于能影响什么大局。但是李曜却不这么认为。
  原本的历史中，冯霸领潞州后院将五百人造反，将潞州牙将李元审打伤，于是李元审逃回潞州，在家养伤。李克恭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关怀属下的好领导，亲自前往李元审家中探视，哪知道安居受反应迅速，立即趁此机会造反，率军将李元审宅邸围困攻打，最终将李克恭、李元审这对难兄难弟一起烧死，然后他就举州投降了朱温。朱温闻讯，马上派河阳留后朱崇节率兵镇守潞州。当然，李克用对此是绝不会坐视的，所以也立即派出大将康君立率军围攻潞州，到了张浚率军往北赶来之时，潞州之战还没能打出结果。
  张浚带兵于晋阳与诸镇兵马会师后不久，朱温即派大将葛从周率精骑从壶关连夜抵达潞州城下，冲破河东军阵进入潞州城，与朱崇节共守潞州。与此同时，更派大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兵攻打李克用所属的泽州，又命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长子朱友裕率军驻扎在泽州之北，以应援进入潞州、围攻泽州的军队。
  当时驻守在泽州的是原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泽州被围之后形势十分危急，但他和张全义是死对头，不可能投降，只好向李克用连连求救。而在这个时候，赫连铎和李匡威的人马也已经开始由北线对河东发起进攻。面对着从南、北、东北这三个方向上的敌人同时进攻，李克用毫不慌乱，当即命骁将李存孝率五千兵马救援泽州，而自己则亲提大军，北上迎战赫连铎与李匡威。
  李存孝原名安敬思，演义中都说他早年时李克用在代北掠地时被其遇到，将他收为第十三个养子，现在人们常说的十三太保，也就是由此而来的。等到李存孝长大后，此人果然善于骑射，骁勇冠绝，常为前锋，未尝挫败，按照史书的形容来看，基本上只要是人，就肯定打不过他，绝对是毫无争议的晚唐第一猛将。此君每次作战，都身被重铠，櫜弓坐槊，手里独舞一支大铁楇，这还不算，他还要另带两匹战马，一旦所骑那匹累了，就翻身跳上另一匹马，而且上下如飞，其骄健神勇，直追霸王。
  这位猛将兄在民间传说中非常有名，大致与隋唐演义的李元霸的地位相等，而《旧五代史》上则将他比做张辽、甘宁一类的猛将，但这个比法肯定是委屈李存孝了，因为不管是张辽还是甘宁，都很难说就肯定是三国的第一猛将，否则不提演义中的吕布，正史中的马超等人也铁定不服。而李存孝在残唐五代中的排名，却肯定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人家那就是天字头一号，舍他不做第二人想。所以史上才有“王不过霸，将不过李”的说法。霸当然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而将指的就是晚唐战神李存孝。
  李存孝这次出兵，应该说运气非常之好，他人还没到泽州呢，就先立了一大功。说起来这件事还真得感谢朱汴帅，当时葛从周奉命援救潞州，然而他走得急，带的人不够多，一进潞州城就被康君立围在城里，守起来岌岌可危，想走吧，似乎也走不脱。远在中原的朱温掰掰指头，进行了一下力量对比，也觉得潞州实在不那么好守，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朱汴帅就给张浚写了封信，说他朱令公已经将潞州占领了，听说朝廷已经任命京兆尹孙揆为潞州节度使，那就请朝廷赶紧放人，让他立刻赴任吧！
  张浚这个人，最大的本事除了装出一幅名士风度之外，剩下的就是吹牛，除此之外干别的事情似乎就不大在行，所以一接到朱温的信，也不问问潞州情况如何。他根本不知道潞州形势严峻，还生怕朱温赖着潞州不肯给，一看有这种送地盘的好事，还以为朱温老兄被他崇高的人格力量给感召，变得大公无私起来了，不过他总算还知道担心自己的人格力量不保险，所以马上派出三千禁军护送孙揆上任，由供奉官韩归范送旌节至平阳。
  孙揆此人，乃是儒生出身，又是朝廷大员，来潞州之前就是京兆尹兼招讨副使，所以很讲面子排场，当下一听自己节帅到手，觉得天子旌旗不能不立起来，于是“建牙仗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带着大队的人马，大摇大摆就去潞州上任了，悠闲得仿佛浩荡出行。
  当年八月，孙揆赴潞州上任的消息被李存孝得到了，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必须得把这人给抓了。不过他再一想，觉得自己既然是天下第一号猛将，就凭孙揆属下那几块料，连跟自己提鞋都不配，自然也就没必要带太多人，所以就只带了三百骑兵埋伏在长子以西的山谷，敬候孙揆的光临。
  孙揆自然不知道此事，还以为自己是去平安接手泽潞，依旧是大摇大摆地往前赶路。结果刚到西谷，李存孝便率领三百骑兵杀了出来，这位老兄出兵攻战，其结果当然没有什么悬念。李存孝这三百人轻而易举得犹如喝了杯水一样轻轻松松地把孙揆的三千禁军打得一败涂地，顺带擒获了孙揆和颁赐节度使仪仗的宦官韩归范以及牙兵五百余人，又把剩余的人马一路追到刀黄岭，一个不剩地全部斩杀，这才满意而归。
  李存孝非常高兴，下令给孙揆和韩归范戴上刑具，用白色的布带捆绑起来，押在潞州城下巡示，对朱温的人说：“朝廷任命尚书孙揆为潞州统帅，派使臣韩归范来赐发节度使仪仗，现在人已经到了，葛从周，你可以立即返回大梁了，也好让孙揆到职就任。”
  他将汴军狠狠地奚落一番，然后命人将孙揆和韩归范押到李克用处。
  李克用早闻孙揆之名，还是很欣赏他这个人的，见他来了，不但不想杀他，反而想留孙揆做河东的副使。哪知孙揆虽然战场上表现不佳，战场外倒也是个非常硬气的人，对此不但不接受，反而对李克用破口大骂，其大意是：“我是天子的大臣，兵败身死那是命该如此，怎能屈身事奉藩镇叛逆？”
  这一来，李克用勃然大怒，当即命人用锯条把孙揆给锯了。手下人领命，取来锯条开始锯孙揆，但孙揆估摸保养太好，身体光滑得很，而行刑士兵也很可能也是新手，对锯人这一新业务处理得不怎么熟练，锯了几次都没锯进去肉里，最后还是孙揆见识广博，想出来一条妙计搞定自己，边骂边教道：“死狗奴，不知道锯人要先用木板夹住吗？”行刑士兵这才恍然大悟，连忙找来木板将孙揆夹起，重新开锯，而孙揆则至死骂不绝口，英勇捐躯。
  李存孝俘获孙揆之后，立即带兵直奔泽州。这个时候的泽州，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城下的汴军每日攻城，并派士兵给李罕之喊话说：“李罕之，你背叛朝廷，投靠李克用。现在张浚相公已经已经围困了太原，葛从周司空也带兵进了潞州，不出一个月，沙陀人连个藏身的地洞都没有了，到那时，且看你还靠什么求生？”
  哪知道这会儿正好李存孝赶到，他听了这话非常生气，只带了五百骑兵绕着汴军营盘大声叫喊：“我就是那个连藏身地洞都没有的沙陀人，今天想用你们的人肉做军粮，快找几个胖子出来让我吃了。”
  此时汴军之中，有个叫邓季筠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勇将，见李存孝这份张狂，很不服气，当即率军出战，不曾想，仅一个回合就被李存孝生擒过去，随后汴军就被李存孝这五百骑兵杀得大败，损失战马千余骑。汴军主将李谠、李重胤见李存孝如此勇猛，自知绝非敌手，只得连夜撤军，欲撤往河阳。
  李存孝与李罕之见汴军撤退，便立即尽发泽州内外兵马对其一路追击，至马牢山时，将汴军追上，双方大战一场，汴军被斩首万余，惨败而去。但李存孝何等人也？他仍然不肯放过，一直将汴军追杀到怀州方才停住。而后又还师攻打潞州，葛从周、朱崇节闻报，自知孤城难守，只好趁夜突围而去。
  九月，朱令公到了河阳，见李谠、李重胤损兵折将，狼狈而回，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将两人斩首。又见河东军在南线军势严整，士气高昂，自知短期内难以取胜，而他还要对付朱瑄、朱瑾兄弟及时溥，只好十分败兴地带兵退回滑州。
  真正唯一能与李克用交锋的朱汴帅既然已经撤出了战场，那么河东大战的南线战役也就随之结束了。而此时，在北线作战的赫连铎、李匡威联军倒是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李匡威在战役初期攻下了蔚州，并俘获了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击败了遮虏军，斩杀了遮虏军使刘胡子。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李克用就派出了大将李存信、李嗣源率军应战，当即重挫了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军。接下来，李克用又亲率大军杀到，大获全胜，俘、斩三万余人，甚至还擒获了李匡威之子李仁宗，云州军、卢龙军由此大败而回。
  这样一来，就等于是李克用在大顺元年九月，同时解除了来自南、北、东北三面敌人威胁，使他可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西南面由张浚统领的各路官军。其实这时候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了，李克用兵强马壮至斯，各镇兵马自然谁也不肯跟李克用拼力死战，而张浚率领的五十二都禁军则更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根本就不是骁勇善战的河东军对手。
  联军方面，先由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跟李存孝碰了一仗，结果不言而喻，被李存孝杀得大败，差点连自己的脑袋都送给李存孝了，而凤翔、靖难两镇兵马听说了镇国军的败讯，惊得是不战自溃，没料到这一下又像推牌九似的，又惹得中央禁军闻风溃散，于是河东兵乘胜追杀过去，一直追到晋州城下。张浚迫不得已，只好领军出战，结果又是一场大败，于是再也不敢应战，只与韩建老老实实据城死守，心中惶急不知与何人说。
  李存孝随后带兵将晋州围住，此时晋州城内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根本无力对抗李存孝的猛烈攻势，破城已经是早晚的事了。但李存孝攻了三天城，不知怎的，就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召集部下说道：“张浚不管怎么说，也是当朝宰相，俘之无用，城里的士兵都是天子禁军，也不宜加害，不如放他们滚蛋算了。”于是主动带兵后撤了五十里，张浚、韩建一见还有这等好事，赶紧趁此机会逃出晋州城，翻过王屋山到达河阳，又靠强拆民宅取木料制成舟筏，这才渡过黄河，算是暂时地安定下来。
  还在联军初败之际，李克用已经命宦官韩归范带着自己的诉冤表到长安向李晔为自己伸冤，当时李克用已经知道自己胜券在握了，所以措辞非常强硬，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剪黄巢、黜襄王、存易定，为朝廷屡立大功，就连皇上你能坐上今天的宝座，也有我们李家的功劳。如果说臣攻打云州有罪，那么朱温屡侵徐、郓为何不派兵征讨？朝廷这般厚此薄彼，臣又岂能无怨？朝廷危急时，就誉臣为韩、彭、伊、吕，用不着了，就毁臣为戎、羯、胡、夷。那今日天下手握兵权又给陛下立过功的人，就不怕有朝一日会被你责骂吗？如果我真的有罪，那也该按典刑以六师征讨，何必又要趁臣之危而出兵？今日张浚率大军来到河东，臣不能坐以待毙，现已集结了蕃、汉兵十五万准备迎战，要是败了，甘受惩处，但要是胜了，臣必率轻骑，叩首丹陛，诉奸佞罪过，然后再听陛下制裁。”
  这张诉冤表刚到长安，张浚的败讯也传到了朝中，李晔闻后有如五雷轰顶，心中懊恼、沮丧、悔恨、失落、恐惧千般滋味集于一体，让他欲哭无泪。但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给他感慨的了，因为李克用在表中口口声声称要带兵到长安为自己伸冤，这个沙陀汉子历来就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况且他又不是没来过，要想不让他来那也只好顺着他的毛捋了。
  于是，李晔忙不迭降下敕旨，恢复了李克用的全部官爵、属籍，又将主战派的张浚贬为鄂岳观察使，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让他们即刻赴任。当时张浚还没回到京城，而孔纬因为此前比较得势，在朝中对大宦官杨复恭多方限制，引起杨复恭强烈不满，于是在他离京途中派人劫杀，孔纬随行的所有仪仗、辎重全部被劫走，孔纬本人仅得身免，十分凄凉。
  但即便是这样，刚打完胜仗的李克用也是绝对不可能满意的，随即再上一道表章称道：“张浚以陛下万代之业，邀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素有仇怨，与其私相联结，内外呼应，构陷臣以罪名，欲置臣于死境。臣如今官爵被夺，名为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欲借寓河中，进退行止，伏待陛下指麾。”
  从河中到长安只有二百多里路，李克用这道表章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你要是敢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哥这回就不回去了，弄不好还得再去京城走上一趟，反正哥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剩下的事儿，皇帝陛下你就看着办吧！”
  这时候李克用刚打完胜仗，下巴翘得比天还高，李晔慌他还来不及，哪里敢惹他，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再贬张浚为连州刺史，孔纬为均州刺史，紧跟着又是将张浚贬为绣州司户，又是给李克用加官为中书令，忙得不亦乐乎。李克用接到消息，感觉到皇帝这次是真心实意要给自己面子了，这才得意洋洋地带兵退回了太原。
  至此，这场由中央政府联合地方藩镇对河东发起的讨伐战争全部结束了，战争的结果对于那个有志于重振大唐雄威的李晔来说是灾难性的，他的个人威望也随之降至谷底，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自然而然地荡然无存。这次战败，标志着自他上台以来，以削藩为核心的全部努力彻底付之东流。而随着那支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央禁军被李克用彻底击溃后，李晔想从宦官集团手中抢回中央军权的行动也变得半途而废。
  可以说，孙揆的败亡乃是整个讨伐河东军事行动失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后南线的朝廷大军接二连三吃败仗仿佛上瘾，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一场胜仗可以交差，最终全面败北，李克用大获全胜，威震天下。
  然而孙揆的败亡，归根结底就可以上溯到冯霸那五百后院将的造反身上。
  因此，李曜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冯霸现在死了，李元审平安回到潞州，李克恭就没有必要去看他，而李克恭好端端地呆在节帅府，安居受是不是还有胆量造反，那就不好说了。而安居受如果不敢造反，潞州不丢，朱温还会不会在潞州摆这么一支兵马，也就难说了。
  事情如果只是这样看，似乎李克用的情形反而会好上不少，但这其实并不一定——朱温现在正在山东征战，能派出的兵总共就那么多，潞州不必派了，那很可能就只好派到河北，跟河北诸镇联合出兵。
  李克用派李存孝出战南线，南线作战的指导思想很明显就是各个击破，一旦朱温和河北诸镇合兵一处，总共只有五千兵力的李存孝还是不是能轻易搞定这些人，也就有些难说了。
  李曜知道自己现在这个代州李家，跟李克用的势力牵连已经太深，如果李克用败亡或者败逃，就算代州李家不至于被抄家灭门，至少也是受创极大，这可不是希望安安稳稳过太平好日子的李曜所乐见的。
  怀着无比地纠结和担忧，李元审在头前带着残存的后院将，李曜在后头押送着五千柄马刀，先后进入了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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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剧情还没完全展开，李曜地位还太低，很多很重要的大事参合不上，只好用一些别的手法来叙述，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第027章 至诚君子
  李曜进城之后，并没有立即前去交货，而是亲自带着憨娃儿和卢三跑了一趟凶肆。
  所谓凶肆，是指专门出售丧葬物品乃至全权包办丧葬事宜的店铺，类似今日之殡仪馆。
  凶肆的经营项目，依照店铺大小和实力强弱当然有所不同。小的凶肆通常只卖些葬礼需要的简单器具，都是廉价之物。稍大一点的则会有棺木石椁。如果再大、再高档一些，则还有三彩釉之类的陪葬品，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唐三彩。唐三彩本是陪葬用品，乃是地道的凶物，后世有些不明所以又喜附庸风雅者，将唐三彩放在家中、办公室等日常行在之所，以显示自己有身份有地位还有钱，其实不过是自己把自己当死人，徒惹人笑罢了。
  李曜对唐时凶肆的了解仅仅出自书中，他记得那是乃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创作的《李娃作》，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故事的主人公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荥阳郑生。文章中有一段提到“凶肆”：“……生(指郑生)怨懑，绝食三日，情疾甚笃，锂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祠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窗帏，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事隔经年，李曜已经记不得那些古文，但还记得这故事的大概：说的是郑生赴京赶考，遇到名妓李娃，惊羡于她的美貌和风度，坠入情网，从此周旋在平康坊的脂粉丛中，爱得昏天黑地；什么经学，什么注疏，全抛到了脑后。这种状态如何能应付考试？一榜下来自然名落孙山。加上好友韦庆度受暗算死于非命，李娃的鸨母精心设计的一出闹剧收场，弄得郑生人财两空，无脸见人，精神一下子就跌入了崩溃的“离魂”境地，只得寻短见自杀，以求解脱。幸亏碰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人，把他送回“布政旧邸”，后来就有了被胆小怕事的“邸主”送到殡仪馆等死的一段“奇遇”。唐朝的“凶肆”专门替人家办丧事。穷途末路，病势垂危的异乡人，也常被送到凶肆去等死；郑生就是这样被“邸主”送到凶肆去的。遇到类此情形，凶肆中人等于行善，不能算做一件生意；虽然充满了同情，但也不会太放在心上，只是把郑生抬到后院一间残破的空屋里，听其自然。不料郑生命不该绝，仗着年轻力壮，居然挺了过来。凶肆老板看他可怜，就叫他在丧礼中做些打下手的杂事，挣几个工钱，吃喝自理，店里也算添了一个伙计。
  郑生名冠京师的“哀歌”，就是在凶肆里学会的。凄惨的境遇，生不如死的颓唐，使得委婉泣诉的哀歌曲调，特别能够引起他的内心共鸣；加上他人本聪明，学什么都快；一唱起来居然声情并茂，“同尽其妙”，成了长安城里无可匹敌的哀歌高手。在丧事中，郑生身穿孝袍，跟随灵车一起行动；羞惭、畏怯，加上“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与众不同的身世之感，并作十分伤心，一面唱，一面泪如雨下，到后来竟至歌不成声。长安城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唱哀歌的人。看热闹的观众，开始时觉得惊奇，到后来也恻然心伤，一个个默默无语。只听得仪仗过去，沙沙的脚步声和哽咽凄凉、如鹤唳猿啼般的清越的歌声，加上灰蒙蒙的天色和如烟似雾的细雨，气氛沉重到了极点。
  而凶肆老板却是兴奋极了。当时长安的凶肆，一共两家，东市、西市各一，在业务上互相竞争得厉害。因为郑生的哀歌，使得两家凶肆有了可以比赛的内容，于是就约定在天门街上唱哀歌一比高低，输者罚款五万。据《李娃传》的描写，比赛的场面真是盛况空前，“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最后当然是没有郑生加盟的西市凶肆老板乖乖地交出赌金，溜走了事。
  李曜今番前来，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王博士的死，王博士之死固然是一件大事，李曜很用心地打算亲自来安排，另外他也是为了自家牺牲的十二名家仆脚夫，这些人虽然只是仆役，但既然是为了帮助李元审“平叛”而死，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厚葬。
  李曜亲自前来，一方面是为了显示郑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扩充眼界。要在唐末这个时代混，如果不弄清各自礼节，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人，那可不是他这个曾经的供销处长的风格。
  据《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的描写，唐朝的葬仪特别讲究排场，甚至讲究得“吊者大悦”。寻常人家死了父母，先不服丧，等一切场面准备好方始发讣；到了下葬的日子，亲戚朋友都来执绋死者入土为安，活人痛饮一场，名为“出孝”。
  而王公贵族人家办丧事，那又大不相同。出殡时，几里路长的仪仗执事、明器、假人假马；朱丝彩绣的灵车，各色各样的丧乐，还有专门唱给观众听的哀歌，凡所应有，无所不备。此外，亲友进行的路祭，可能比丧家的仪仗更能吸引观众。丈把高的纸糊的房子，内中安置着用面粉捏成，栩栩如生的假人、假花；数十尺高的祭帐以外，还有雕金饰画的大祭盘，盘中刻木为戏。
  在葬礼这件事上，最有名的一次是范阳节度使送太原节度使辛云京下葬的祭盘，戏文是《尉迟恭突厥斗将》、《汉高祖鸿门大宴》，机关操作，人物都能活动；披麻戴孝的辛家子弟，都止住了哭声，拉开白布孝帏，看得出了神。看完，辛云京的大儿子说：“祭盘好得很！赏马两匹。”
  正因为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地奢靡华丽，所以“祭器”、“哀歌”亦可展览比赛，招引游客。这种社会风气骤看起来好象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富裕悠闲的生活，养成了人民异常开朗乐观的性格，以致于丧葬凶礼、哀乐哀歌，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这也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
  只是如今时近晚唐，虽然朝廷和官员们还是不断地粉饰太平，可太平这玩意儿毕竟不是真的靠粉饰就能得来。就说这葬礼、出殡等套路仪式，现下就早已不是那么夸张了。
  只是再怎么不夸张，王弘毕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的葬礼虽然要等到护送棺椁到太原才能办理，但由于人已经死去，即便出门在外，一切从简，但棺椁总要立即办妥，是以李曜此来主要也是购买棺椁。
  凶肆不比其他店铺，门外并无巾旗招展，写着某某店铺名字，而是白幡两条垂下，此乃唯一装饰或者说名示。余外并无“某记凶肆”这一类招牌——是人都不希望自己姓氏后面带个不吉利的“凶肆”二字不是？
  李曜经过打听，最后所到的这家凶肆，也没有招牌，但店面阔气，白幡也比寻常凶肆的大上几分，一看就是凶肆中的“品牌店”。等问明了店家棺椁的价格，李曜才知道“名牌凶肆”宰客果然不是说着玩儿的。
  李曜当然从未买过棺材，更没在唐朝的凶肆买过棺材，所以一进门便是跟着卢三，自己一言不发，看卢三怎么谈。他发现凶肆的馆主从头到尾不问什么“几位要买棺材吗？”之类的话，而是等着卢三说“出行老人，欲购老房一套，未知馆主可有成货”等开场白之后，才开始答话。卢三口中的老房，便是棺材的一种隐称。
  李曜琢磨，这大概也是一种图吉利的做法，否则一个大活人走进来你就问他要不要棺材，未免太不吉祥了点。
  谈了一会儿，那馆主已然发现李曜才是真正主事之人，便问李曜：“未知郎君所需老房，需要何种木料？敝馆有常见的梓木棺、楠木棺，也有柏木棺、紫楠木棺……”
  李曜忽然想起后世看见出土的保存较好的棺材似乎已石制最多，便问：“可有石棺？”